今天是个敏感的日子。要不是被香港传媒铺天盖地“轰炸”一个月，郁闷到极点，我也不想写这样的政治话题。
这一个月来，诸如“屠城”“血洗”“平反”的标题充斥大小报章，稍微有人出来说一句不同的话，就被骂个狗血淋头，曾荫权和港大学生会主席说了一句话就被骂成“冷血”“帮凶”“为政府涂脂抹粉”，简直没有可说话的余地。看到被一面倒的消息渲染成这样，好歹也是当年参与其中的大学生的我，总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很不舒服。香港人是否自作多情到了自以为是的程度呢？在不明白真相的情况下，自以为是正义和勇气的化身，把所有沉默的中国人都骂成“善忘的顺民”，对大陆仇视对立的程度令人简直有些毛骨悚然了。
口口声声叫嚣“民主”的，却原来只准一种声音出现，难道打上“民主”旗号，就可以做恶霸，胡说八道了吗？按道理应该感谢他们支持大陆学生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太虚伪，太肤浅，看见电视新闻总是找那些极端的人物访问，再一次觉得传媒可贵也可怕，实在是不能照单全收。
别人问我怎么不去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会，我说我绝对不会去的，为什么？香港人看问题太简单甚至幼稚，非黑即白，认识问题太片面，在几个电视画面俘虏之下，永远是悲情地看待八九学潮，把那些流亡的学生奉成神仙。不喜欢酒足饭饱的人，像开晚会式地聚会，无病呻吟，还自以为是地觉得所有大陆人都是“敢怒不敢言的懦夫”，要靠香港才有光明和希望！我不想去，是因为我不想自己的青春记忆，被这些自以为是的吵吵闹闹声给破坏了。
看到吃得肥头大耳的吾尔开希，甚至有点恶心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当年香港捐了1000多万交给他们，而且当年的确是有人极其深入地在背后支持这班所谓的“领袖”，包括事后成立“营救队”把他们一个个弄出去。这些人到了国外这些年都干了什么，除了当老外拿捏中国的棋子，又能干什么？假如真的是气壮山河的勇士，当年怎么不死在天安门广场上，或者留在国内抗争下去？当年政府说“某些人勾结外国势力”，当时我还觉得是夸大其词，故弄玄虚，现在看来，根本就是活生生的事实。坦白而言，从个人情感上我是鄙视他们的。
这么多天只有一个专栏作家小心翼翼地写了一篇文章，还不敢正面反对香港主流传媒，只是文章后半部分用比喻含蓄地写了一段中肯的话——
“我有位朋友，她向我说自己的身世，小时候曾经被母亲无理体罚。但她长大后，反而以德报怨，修好那恶劣的关系。她这种善心和孝心，不自觉地以生命影响了她的孩子和身边人。我问她，为什么你被母亲无理殴打，还这般关心仁慈？她的答案很简单：所谓‘切肉不离皮’，这血缘关系是不能改变的，人活在世上报怨太多便会成恨。当恨上了心就会影响生活，这会形成恶性循环。过去已过去，人为未来而活，从过去的经历，我学懂如何不重复母亲犯过的错并警惕自己，面对下一代也要有宽恕的心，所以我的心灵自然得到安静，活在感恩中。”
其实当年学潮已经完成历史使命，某种程度上得到认可，大学生没有外国传媒描述得那么凄切悲哀，更不会像怨妇般到处不停申诉。中国言论再控制，在网络时代，能控制13亿人嘴巴吗？在日本留学时，看到人家群起而攻之臭骂中国，偶尔还有人想让我们说出“真相”——但人家只想听到的那种“骇人真相”，对于我们那些没有“血腥”的见闻没兴趣也不信，当时觉得很难过和被扭曲的感觉。自己家的事情自己说可以，别人指手画脚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跟别人数臭自己家人，我做不到。
中国上一辈人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，三反，五反，文革，八九……大家已经厌倦了，我们也厌倦了，不是“怕”而是“累”，实在不想再谈。而这一点，是香港人不能理解的，因为他们就像生活在幸福和平环境里的孩子总爱找刺激，想体验生活一样，政治运动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悲情而浪漫。而对于真正经历过的人，就知道政治斗争从来都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情。
酒饱饭足剔着牙签去参加嘉年华集会的人，实在太天真了。他们的多情，有时候真让人吃不消。15万人参加集会又怎么样？香港有700万人，为什么不采访沉默的大多数，包括我在内的人在想什么？
最近看了一本书《中国不高兴》，写得是偏激了些，民族主义太露骨了。不过我想现在这个社会有不同的声音也是好的，这么多年来，主流思潮全都偏向低调谦虚向西方学习，80后不理解，所以才出现了网络上的“愤青”一族。这本书的出现引起热烈讨论，说明也是代表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思潮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看来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，走向一边倒的极端，否则物极必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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